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成鹏飞每年西瓜、玉米的上市时间都要比一般市场上晚一些，一如他本人真正开始当农民的时间也落后于大多数农民，甚至落后于那些返乡青年。从地方县政府的公务员，到亲自下场当农民，成鹏飞用了十几年。他自知仕途从不是他的归处，可投身农业却也不是他的主动选择，好在这些年里他在农场里找到了些许自在。到了人生下半场，成鹏飞与农田，总算碰对了脾气。

成鹏飞看起来像个地道的“老农”。受访者供图

扶贫官员 改当农民

“大家看我的手像一个公务员的手吗？”

上个月底，成鹏飞在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和食通社主办的关于小农户与市场对接的论坛中，以一位当过扶贫官员的生态小农的身份，讲述了自己投身于可持续农业的故事。

从远处看，他伸出的手又黑又柴，只有指甲面部分带着些惨淡的白色。整个人的头发有些花白，肤色也接近黝黑，若不是说着一口普通话，旁人或许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发言中，成鹏飞总自嘲说自己长得着急，年纪大，现场有人猜测他的年龄，没有一个人猜得对。

公务员与老农对比图。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这位“老农”刚过50岁，真正从事农业的年头并不长，满打满算不超过十年。多年前也曾留下过西装革履的照片，看上去精神、干练，文质彬彬的气质像个学者，也符合他早年的身份——华北某县一名公务员。

1999年，而立之年的成鹏飞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调到乡镇后没两年落下了腰间盘突出的病根儿，再申请调回县内扶贫办后就未被安排任何职务。时逢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的公益性国际组织国际行动援助（ActionAid International）转型，当时的项目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只有成鹏飞所在县内一处，援助组织帮助政府扶贫，建立生活农业相关的配套设施。“闲人”成鹏飞为同事帮忙和行动援助合作，一来二去便以政府公务员的身份加入到组织中。

遥想当年，成鹏飞觉得自己确实不适合走仕途，也确实没有找到机会。援助项目则成了一个契机，它一步一步教会他如何真正工作，做计划、做监测，将他从闲适却难有归属的工作里解脱出来。

可加入进行动援助的成鹏飞，并没有就因此直接成为了农民。

两次好奇 促成转变

真正促使他成为农民的，其实是他三十而立之后的两次好奇。

“我这人对什么都好奇，就想看个究竟，国外的机构来到中国是不是有啥目的？”最开始接触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成鹏飞英语一般，但也要对照着词典，一个一个查清单词的意思。在亲身参与到包括食品安全、饮用水、牲畜饲养和妇女健康等参与式扶贫项目后，成鹏飞开始觉得这个组织有点儿意思。

而可持续农业其实是行动援助所开展项目中很小的一个主题，只是关于食品安全下的一个小分支。如果说成鹏飞因为参与项目，而将一腿迈入了农业圈儿或许言之过早。

直到2005年，已经作为项目官员的成鹏飞能和土壤真正打交道的机会都非常有限，虽然大多数时候和农民们在一起，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接触到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可对于真正农田的认识，成鹏飞的印象还停留在农村中度过的幼年。

如果说成鹏飞在这个被动学习的过程中，有过那么一点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时间点应该是2005年。当时，他引发了对可持续农业的好奇。

当时派了技术人员到云南进行一个名为农民田间学校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想去却没去成的成鹏飞只能通过被派去的小伙了解培训情况。回忆时他坦言，其实那时候对可持续农业一点儿都不了解。

去培训的小伙告诉成鹏飞，在云南时他们和当地老农民做了一个实践比赛，以无农药、无除草剂、无化肥的作物去和农民正常耕作的作物对比优劣，“结果‘三无’作物品相难看，还被蛀满了虫眼。可是虽然听他这么说，我也又翻了一下小伙带来的项目资料，才知道其实计划中期望的结果并不是这样，而且这样的农作过程其实对于环境和生产者都本应是更好的。”

能够更有益于环境的种植方式，不应该只是惨淡收场，如果真的种好了会是什么样？

成鹏飞想知道答案。那些后期实践中，因为方式方法操作不当被叫停而没被撒在田间地头的种子，最终都撒在了成鹏飞心里。

一次吹牛 一次无奈

2009年，行动援助从县内退出，彼时县中大多数地区村庄的基础设施条件、农民认知等方面有了改善。退出前夕，成鹏飞和自己当时项目的中国办公室主任张兰英吹牛，说自己要做一个像行动援助一样的NGO（即非政府组织），但从没想过这句玩笑话真的成为了一句预言。

行动援助最终退出时，张兰英再次提起农民希望继续得到带领、支持的愿望，“可当时的自己其实根本拉不到资金，行动援助则表示这个项目可以大家一起搞。”

成鹏飞和妻子与原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主任张兰英女士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0年，一墩青农村社区发展促进会，及一墩青永续农耕农场相继成立，成鹏飞这才当上了半个农民。他提起这段经历，除了自己吹过的牛，也会表示自己还有一些小小的“私心”。“家里孩子和妻子的健康相继出现了问题，我是真的很想让家人吃上安全放心的食物。另一方面，之前搁浅的可持续农业计划，我还是很好奇，种出来食物，是什么样的，所以想试一试。”

一开始，成鹏飞与和理事和64个会员一起探索协会的业务与出路，经过半年多的探讨，决定立足农民的本业，走可持续农业的示范之路。协会名称中提到的“一墩青”是一种当地传统的却几近濒危的马铃薯品种。

可如果要做可持续的农业并没有那么容易。成鹏飞尝试做可持续的农业记录，又做分享会，可并没有多少人响应。

“大家都不愿意做，说这个风险太大了。” 成鹏飞回想时会觉得很理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农民本身收入就少，抵抗风险的能力很差。所以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意去做任何新的尝试。”

直到2013年，农场维持不下去了。农民们虽然可以陆续退出，当初承包下来的100亩土地，却是签了20年的合同。违约便意味着，全部的违约金将由成鹏飞一人承担，“再加上之前没有完成的可持续项目，我也是个很惜地的人，真的也是不忍心让这地这么荒着。所以一咬牙就想自己把这事做下去。”

至此，2014年，成鹏飞终于算是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农民，虽然是因为被逼到了墙角。

重选一回 还走这路

但所有事不是破釜沉舟就可以成功。更何况成鹏飞选择的是生态小农，这种不添加农药、除草剂的“高难度”模式。

一墩青农场种植的藜麦。受访者供图

2014年，成鹏飞开始在农场种植藜麦，虽然长势喜人，但最架不住有风，稍一有风吹草动，地里一准儿要倒下一拨藜麦，籽粒长得也不算饱满。

成鹏飞观察后才发现，每个藜麦秆上总少不了两三个洞，“其实是虫子咬开了底端的藜麦秆，把卵产了进去，等小虫子长大后又会顺势向上，在高处打洞钻出，久而久之，藜麦就成了空芯秆。”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成熟的藜麦。受访者供图

“再比如我们这里有种虫子，叫黑绒金龟子，那可是个特丑特厉害的黑家伙，每年五月初到中旬就会钻出洞里开始产卵。西瓜的叶子是它们最喜欢的，往往一片还不够他们塞牙缝。但其实只要打一个时间差去错开这些虫子，问题并不难解决。”

而这也成为了成鹏飞农场作物们晚于市场上市的原因。

采收的西红柿。受访者供图

如今成鹏飞每年有六到八个月都在农场，七十多岁的父母也随他搬到了农村，回归了农田。

而不在农场的日子，他又会出现在跑销售、加工的路上，期间还要带着村里一些农户做生态农业。

一位扶贫官员是如何“被迫”成为农民的？

成鹏飞的父亲与收获的土豆。受访者供图

去年这一整年，对于成鹏飞来说，真正能够放空休息的，也只有大年初一到十五这半个月。多数时间里，他每天六点下地干活，直到十二三小时后，太阳落山时才会回到室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久之前，成鹏飞从未想过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十几年过去，曾经在仕途中与成鹏飞共同工作过的同事们，早已走上了领导岗位，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问他，如果不来当农民，是否也能如他们一样，过上看似安稳的生活。成鹏飞听后，特别短暂地想了一下，只回答“很难说”。

他似乎不觉得有一丁点遗憾，“我一直以来确实对当公务员没什么兴趣，也更愿意亲手去挑战一些事情。所以就算我去踏踏实实的当公务员，也未必会有现在自在。重选一次，即使可能还是面临这种被动的选择，我还是会再来一次。”

收获的季节，农民在农场里割鹰嘴豆。受访者供图

说出这些话的成鹏飞与上月底在论坛上伸出手，给大家看时的成鹏飞，像是两种状态。论坛上因为做演讲，他很兴奋，直言“不会有人是一开始就愿意种地的”，可是在采访中，他的语气却愈发平静，似是真的找到了归属，“尽管农业真的很辛苦，可是你能看到你种的东西一天天长大，手拂过它们的时候会觉得满足。”

不久前，成鹏飞和原来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话题从原来聊一聊工作、职位的变化，变为了农业、食品安全，提到这个，成鹏飞有些开心，似乎周边的人也对吃的东西越来越关注了。

“可朋友们也都说，我不但说话都三句不离农业，连走路都像农民啦。无论是褒是贬，随它去吧！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